《14.旧居民;冬天的访客 Former Inhabitants; & Winter Visitors》

我遭逢了几次快乐的风雪,在火炉边度过了一些愉快的冬夜,那时外面风雪狂放地旋转,便是枭鹰的叫声也给压下去了。好几个星期以来,我的散步中没有遇到过一个人,除非那些偶尔到林中来伐木的,他们用雪车把木料载走了。然而那些大风大雪却教会我从林中积雪深处开辟出一条路径来,因为有一次我走过去以后,风把一些橡树叶子吹到了被我踏过的地方;它们留在那里,吸收了太阳光,而溶去了积雪,这样我不但脚下有了干燥的路可走,而且到晚上,它们的黑色线条可以给我引路。至于与人交往,我不能不念念有辞,召回旧日的林中居民。照我那个乡镇上许多居民的记忆,我屋子附近那条路上曾响彻了居民的闲谈与笑声,而两旁的森林,到处斑斑点点,都曾经有他们的小花园和小住宅,虽然当时的森林,比起现在来,还要浓密得多。在有些地方,我自己都记得的,浓密的松树摩擦着轻便马车的两侧;不得不单独地步行到林肯去的女人和孩子,经过这里往往害怕得不得了,甚至狂奔上一段路。虽然主要他说来,这是到邻村去的一条微不足道的小径,或者说是只有樵夫在走的,但是它曾经迷惑了一些旅行家,当时它的花明柳暗,比现下更要丰富,在记忆之中也更可留恋。现在从村子到森林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原野,当时是一个枫树林的沼泽地区,许多的木料是那里的小径的基础,现在成了多尘土的公路了,从现在已经是济贫院的斯特拉登,经过田庄,一直通到勃立斯特山的公路下,无疑还找得到它的痕迹。

在我的豆田之东,路的那一边,卡托·殷格拉汉姆曾居住过,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·殷格拉汉姆老爷的奴隶;他给他的奴隶造了一座房子,还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林中,——这个卡托不是尤蒂卡的那个①,而是康科德人。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。有少数人还记得他胡桃林中的一块小地,他将它培育成林了,希望老了以后,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用处;一个年轻白种人的投机家后来买下了它。现在他也有一所狭长的房子。卡托的那个半已消失无踪的地窖窟窿至今还在,却很少人知道了,因为有一行松树遮去了旅行家的视线。现在那里满是平滑的黄栌树(学名Rhus glabra),还有很原始的一种黄色紫菀(学名Solidago stricta),也在那里很茂郁地生长着。

① 指罗马哲学家、爱国志士卡托(公元前95- 公元前46)。

就在我的豆田转角的地方,离乡镇更近了,一个黑种女人席尔发有着她的一幢小房屋,她在那里给地方上人织细麻布,她有一个响亮激越的嗓子,唱得瓦尔登林中口荡着她的尖锐的歌声。最后,一八一二年,她的住宅给一些英国兵烧掉了,他们是一些假释的俘虏,那时恰巧她不在家,她的猫、狗和老母鸡一起都给烧死了。她过的生活很艰苦,几乎是不像人过的。有个在这森林中可称为常客的老者还记得,某一个午间他经过她的家,他听到她在对着沸腾的壶喃喃自语,——“你们全是骨头,骨头啊!”我还看见过橡树林中留存着的砖头。

沿路走下去,右手边,在勃立斯特山上,住着勃立斯特,富理曼,“一个机灵的黑人”,一度是肯明斯老爷的奴隶,——这个勃立斯特亲手种植并培养的苹果树现在还在那里生长,成了很大很古老的树,可是那果实吃起来还是野性十足的野苹果味道。不久前,我还在林肯公墓里读到他的墓志铭,他躺在一个战死在康科德撤退中的英国掷弹兵旁边,——墓碑上写的是“斯伊比奥·勃立斯特”,——他有资格被叫做斯基比奥·阿非利加努斯②——“一个有色人种”,好像他曾经是无色似的。墓碑上还异常强调似的告诉了我,他是什么时候死的;这倒是一个间接的办法,它告诉了我,这人是曾经活过的。和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贤妻芬达,她能算命,然而是令人非常愉快的,——很壮硕,圆圆的,黑黑的,比任何黑夜的孩子还要黑,这样的黑球,在康科德一带是空前绝后的。

② 斯基比奥·阿非利加努斯(公元前237- 约公元前183),古罗马将军,侵入非洲,打败汉尼拔。

沿着山再下去,靠左手,在林中的古道上,还留着斯特拉登家的残迹;他家的果树园曾经把勃立斯特山的斜坡全部都占了,可是也老早给苍松杀退,只除了少数树根,那些根上又生出了更繁茂的野树。

更接近乡镇,在路的另外一面,就在森林的边上,你到了勃里德的地方,那地方以一个妖怪出名,这妖怪尚未收入古代神话中:他在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有极重要、极惊人的关系,正如许多神话中的角色那样,理应有那么一天,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的;最初,他乔装成一个朋友,或者一个雇工来到,然后他抢劫了,甚至谋杀了那全家老小,——他是新英格兰的怪人。可是历史还不能把这里所发生的一些悲剧写下来,让时间多少把它们弄糊涂一点,给它们一层蔚蓝的颜色吧。有一个说不清楚的传说,说到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酒店;正是这同一口井,供给了旅客的饮料,给他们的牲口解渴。在这里,人们曾经相聚一堂,交换新闻,然后各走各的路。

勃里德的草屋虽然早就没有人住了,却在十二年前还站着。大小跟我的一座房子差不多。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,那是在一个选举大总统的晚上,几个顽皮小孩放火把它烧了。那时我住在村子边上,正读着德芙南特③的《刚蒂倍尔特》读得出了神,这年冬天我害了瞌睡病,——说起来,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家传的老毛病,但是我有一个伯父,刮刮胡子都会睡着,星期天他不得不在地窖里摘去土豆的芽,就是为了保持清醒,信守他的安息日;

③ 德芙南特(1606- 1668),英国剧作家。

也许另外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这年我想读查尔末斯①编的《英国诗选》,一首也不跳过去,所以读昏了的。德芙南特的书相当征服了我的神经。我正读得脑袋越来越低垂,忽然火警的钟声响了,救火车狂热地奔上前去,前后簇拥着溃乱的男子和小孩,而我是跑在最前列的,因为我一跃而跃过了溪流。我们以为人烧的地点远在森林之南,——我们以前都救过火的,——兽厩啦,店铺啦,或者住宅啦,或者是所有这些都起了火。“是倍克田庄,”有人嚷道。“是考德曼的地方,”另外的人这样肯定。于是又一阵火星腾上了森林之上的天空,好像屋脊塌了下去,于是我们都叫起了.康科德来救火了!”在狂怒的速度下,车辆飞去如飞矢,坐满了人,其中说不定有保险公司代理人,不管火烧得离他如何远,他还是必须到场的;然而救火车的铃声却越落越后,它更慢更稳重了,而在殿军之中,后来大家窃窃私语他说,就有那一批放了火,又来报火警的人。就这样,我们像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向前行进,不去理会我们的感官提供的明证,直到在路上转了个弯,我们听到火焰的爆裂声,确确实实地感到了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,才明白,唉!我们就在这个地方。接近了火只有使我们的热忱减少。起先我们想把一个蛙塘的水都浇在火上;结果却还是让它烧去,这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,又毫无价值。于是我们围住了我们的救火车,拥来拥去,从扬声喇叭中发表我们的观点,或者用低低的声音,谈谈有史以来世界上的大火灾,包括巴斯康的店铺的那一次,而在我们自己一些人中间却想到,要是凑巧我们有“桶”,又有个涨满水的蛙塘的话,我们可以把那吓人的最后一场大火变成再一次大洪水的。最后我们一点坏事也不做,都回去了,——回去睡觉,我回去看我的《刚蒂倍尔特》。说到这本书,序文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机智是灵性的火药的,——“可是大部分的人类不懂得机智,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,”我颇不以为然。

① 查尔末斯(1759- 1834),英国作家,编辑。

第二天晚上,我凑巧又走过了火烧地,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,那里我听到了低沉的呻吟声,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去,发现我认识这个人,他是那家的唯一的子孙;他承继了这一家人的缺点和优点;也惟有他还关心这火灾,现在他扑倒在地窖边上,从地窖的墙边望到里面还在冒烟的灰烬,一面喃喃自语,这是他的一个习惯。一整天来,他在远远的河边草地上干活,一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,就立即来到他的祖先的家,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过的。他轮流从各个方向,各个地点,望着地窖,身子总躺着,好像他还记得有什么宝藏,藏在石块中间,但什么也没有,只有砖石和灰烬。屋子已经烧去了,他要看看留下来的部分。仅仅因为我在他的身边,他就仿佛有了同情者,而得到安慰,他指点给我看一口井,尽可能从黑暗中看到它被盖没的地方;他还沿着墙久久地摸索过去,找出了他父亲亲手制造和架起来的吊水架,叫我摸摸那重的一端吊重物用的铁钩或锁环,——现在他还能够抓到的只有这一个东西了,——他要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架子。我摸了它,后来每次散步到这里总要看看它;因为它上面还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。

在左边,在可以看见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,在现在的空地里,曾经住过纳丁和勒·格洛斯。可是,让我们回到林肯去吧。

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,就在路最最靠近湖的地点,陶器工人魏曼蹲在那里,制出陶器供应乡镇人民,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。在世俗的事物上,他们也是很贫穷的,活着的时候,勉勉强强地被允许拥有那块土地:镇长还常常来征税,来也是白来,只能“拖走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”,做做形式,因为他实在是身无长物;我从他的报告里发现过上述的活。仲夏的一天,我正在锄地,有个带着许多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勒住了马,在我的田畔问我小魏曼的近况。很久以前,他向他买下了一个制陶器用的轮盘,他很希望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我只在经文之中读到过制陶器的陶土和辘盘,我却从未注意过,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时留传到今天的丝毫无损的古代陶器,或者在哪儿像葫芦般长在树上的,我很高兴地听说,这样一种塑造的艺术,在我们附近,也有人干了。

在我眼前的最后一个林中居民是爱尔兰人休·夸尔(这是说如果我说他的名字舌头卷得够的活),他借住在魏曼那儿,——他们叫他夸尔上校。传说他曾经以士兵的身份参加过滑铁卢之战。如果他还活着,我一定要他把战争再打一遍。他在这里的营生是挖沟。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①,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。凡我所知道的他的事情都是悲剧。他这人风度很好,正是见过世面的人,说起话来比你所能听得到的还要文雅得多呢。

①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,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。1821年病死该岛。

夏天里,他穿了一件大衣,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,他的脸是胭脂红色的。我到森林中之后不久,他就死在勃立斯特山下的路上,所以我没把他当作邻居来记忆了。在他的房子被拆以前,他的朋友都认为这是“一座凶险的堡垒”,都是避而不去的,我进去看了看,看到里面他那些旧衣服,都穿皱了,就好像是他本人一样,放在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。火炉上放着他的断烟斗,而不是在泉水边打破的碗。所谓泉水,不能作为逝世的象征而言,因为他对我说,虽然他久闻勃立斯特泉水之名,却没有去看过;此外,地板上全是肮脏的纸牌,那些方块。黑桃、红心的老K等等。有一只黑羽毛的小鸡,没有给行政官长捉去,黑得像黑夜,静得连咯咯之声也发不出来的,在等着列那狐②吧,它依然栖宿在隔壁房间里。屋后有一个隐约像园子似的轮廓,曾经种过什么,但一次也没有锄过,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,现在不觉已是收获的时候了。罗马苦艾和叫化草长满了,叫化草的小小的果实都贴在我的衣服上。一张土拨鼠皮新近张绷在房屋背后,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的战利品,可是现在他不再需要什么温暖的帽子,或者温暖的手套了。

② 典出12世纪到13世纪形成的法国讽刺故事诗《列那狐的故事》中的《列那狐和公鸡商特克莱》。诡计多端的列那狐到一座庄园里去偷鸡,公鸡上当被咬住,最后设法逃脱。

现在只有一个凹痕,作这些住宅的记认,地窖中的石头深深陷下,而草毒、木莓、覆盆子、榛树和黄栌树却一起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;烟囱那个角落现在给苍松或多节的橡树占去了,原来是门槛的地方,也许还摇曳着一技馥郁的黑杨树。有时,一口井的凹痕看得很清楚,从前这里有泉水,现在是干燥无泪的草;也许它给长草遮蔽了,——要日久以后才有人来发现,——长草之下有一块扁平的石头,那是他们中间最后离开的一个人搬过来的。把井遮盖起来——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!与它同时,泪泉开始涌流了。

这些地窖的凹痕,像一些被遗弃了的狐狸洞,古老的窟窿,是这里曾经有过熙熙攘攘的人类的遗迹,他们当时多少也曾经用不同的形式,不同的方言讨论过,什么“命运、自由意志、绝对的预知”,等等。但是据我所知,他们所讨论的结果便是这个,“卡托和勃立斯特拉过羊毛”;这跟比较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同样地富于启发。

而在门框,门楣,门槛都消失了一世代之后,生机勃勃的丁香花还是生长着,每年春天展开它的芳香的花朵,给沉思的旅行者去摘;从前是一双小孩子的手种下的,在屋前的院子里——现在都生在无人迹的牧场上的墙脚边,并且让位给新兴的森林了;——那些了香是这一个家庭的唯一的幸存者,孑然一遗民。那些黑皮肤的小孩子料想不到,他们在屋前阴影里插在地上的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,经过他们天天浇水,居然扎下这么深的根,活得比他们还长久,比在后面荫蔽了它们的屋子还长久,甚至比大人的花园果园还长久,在他们长大而又死去之后,又是半个世纪了,而丁香花却还在把他们的故事叙述给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听,——而它们的花朵开得何等地美,香味何等甜蜜,正如在第一个春天里一样。我看到了依然柔和、谦逊而愉快的丁香结的色彩。

可是这一个小村落,应该是可以发展的一个幼芽,为什么康科德还在老地方,它却失败了呢?难道没有天时地利,——譬如说,水利不好吗?啊,瓦尔登之深,勃立斯特泉水之冷,——何等丰富,喝了何等有益于健康,可是除了用来把他们的酒冲淡之外,这些人丝毫没有加以利用。他们都只是些口渴的家伙。为什么编篮子,做马棚扫帚,编席子,晒干包谷,织细麻布,制陶器,这些营生在这儿不能发展,使荒原像玫瑰花一样开放,为什么又没有子子孙孙来继承他们祖先的土地呢?硗薄的土地至少是抵挡得住低地的退化的。可叹啊!这些人类居民的回忆对风景的美竟无贡献!也许,大自然又要拿我来试试,叫我做第一个移民,让我去年春天建立的屋子成为这个村子的最古老的建筑。

我不知道在我占用的土地上,以前有什么人建筑过房屋。不要让我住在一个建筑于古城之上的城市中,它以废墟为材料,以墓地为园林。那里的土地已经惊惶失色,已经受到诅咒,而在这些成为事实之前,大地本身恐怕也要毁灭了。有这样的回忆在心头,我重新把这些人安置在森林中,以此催我自己入眠。

在这种季节里,我那儿难得有客人来。当积雪最深的时候,往往一连一星期,甚至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屋子,可是我生活得很舒服,像草原上的一只老鼠或者牛,或者鸡,据说它们即使长时期地埋葬在积雪中,没有食物吃,也能活下去哩;或者,我像本州的萨顿城中,那最早的一家移民,据说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,他自己不在家,可是大雪全部盖没了他的草屋,后来幸亏一个印第安人,认出了烟囱中喷出的热气在积雪中化出的一个窟窿,才把他的一家人救了出来。可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友人来关心我了,他也不必,因为屋子的主人现在在家里。大雪!听来这是多么的愉快啊!农夫们不能带了他们的驴马到森林或沼泽中来,他们不能不把门口那些遮蔽日光的树木砍伐下来了,而当积雪坚硬了,他们来到沼泽地区砍了一些树,到第二年春天去看看,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砍下了那些树的。

积雪最深时,从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长的那条路,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虚线,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的空白。一连平静一星期的天气中,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,同样大小的步伐,谨慎地行走,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,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,——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,——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。其实不管什么天气,都没有致命地阻挠过我的步行,或者说,我的出门,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之中,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,专为了践约,我和一株山毛榉,或一株黄杨,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,是定了约会时间的,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四肢都挂下来了,树顶就更尖,松树的样子倒像铁杉木;有时,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,到了最高的山顶,我每跨一步,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;有几次我索性手脚都扑在地上爬行了,因为我知道猎户都躲在家里过冬天。有一个下午,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个有条纹的猫头鹰(学名Strix nebulosa),它坐在一株白松的下面的枯枝上,靠近了树干,在光天化日之下,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杆的地方,当我移动时,步履踏在雪上的声音,它可以听到的,可是它看不清我。我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来,它就伸伸脖子,竖起了它颈上的羽毛,睁大了眼睛;可是,立刻它又把眼皮阖上了,开始点头打瞌睡了。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,我自己也睡意蒙眬起来,它半开眼睛地睡着,真像一只猫,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。眼皮之间,它只开一条小缝,这样它和我保持了一个半岛形的关系;这样,从它的梦的土地上望我,极力想知道我是谁,是哪个朦胧的物体,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尘在遮住它的视线。最后,或许是更响的声音,或许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,在丫枝上蹒跚地转一个身,好像它的美梦被扰乱了,它颇不以为然;而当它展翅飞了起来,在松林中翱翔的时候,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大,可我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。就这样,它似乎不是用视觉,而是用感觉,在松枝之间缭绕,仿佛它那羽毛都有感觉一样,在阴暗之中,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,飞了上去,栖息在上页,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。

当我走过那贯穿了草原的铁路堤岸时,我遇到一阵阵刺人肌骨的冷风,因为冷风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;而当霜雪打击了我的左颊的时候,纵然我是一个异教徒,我却把右颊也给它吹打。从勃立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。因为我还是要到乡镇上去的,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,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,行人经过了之后,不要半小时,那足迹就看不见了。回来时候,又吹了一场新的风雪,使我在里面挣扎,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积起了银粉似的雪花,连一只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,一只田鼠的细小脚迹更是不可能看到了。可是,甚至在隆冬,我还看到了温暖、松软的沼泽地带上,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,有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,在等待春天的归来。

有时虽然有雪,我散步回来,还发现樵夫的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通出来,在火炉上我看到他无目的地削尖的木片,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。或者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,如果我凑巧在家,我听见了一个踏在雪上的窸窣之声,是一个长脸的农夫,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聊天的;是那种“农庄人物”中的少数人物之一;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,而是一件工人服;他引用教会或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,好比是他在拉一车兽厩中的肥料一样。我们谈到了纯朴和粗野的时代,那时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焕发的气候中,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,个个头脑清楚;如果没有别的水果吃,我们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,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说不定是空的呢。

从离得最远的地方,穿过最深的积雪和最阴惨惨的风暴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诗人。便是一个农夫,一个猎户,一个兵或一个记者,甚至一个哲学家都可能吓得不敢来的,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诗人,他是从纯粹的爱的动机出发的。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?他的职业,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,也可以使他出门。我们使这小小的木屋中响起了大笑声,还喃喃地作了许多清醒的谈话,弥补了瓦尔登山谷长久以来的沉默。相形之下,百老汇也都显得寂静而且荒凉了。在相当的间歇之后,经常有笑声出现,也可能是为了刚才出口的一句话,也可能是为了一个正要说的笑话。我们一边喝着稀粥,一边谈了许多“全新的”人生哲学,这碗稀粥既可飨客,又适宜于清醒地作哲学的讨论。

我不能忘记,我在湖上居住的最后一个冬天里,还有一位受欢迎的访客,有个时期他穿过了雪、雨和黑暗,直到他从树丛间看见了我的灯火,他和我消磨了好几个长长的冬夜。最后一批哲学家中的一个,——是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世界的,——他起先推销那个州的商品,后来他宣布要推销他的头脑了。他还在推销头脑,赞扬上帝,斥责世人,只有头脑是他的果实,像坚果里面的果肉一样。我想,他必然是世界上有信心的活人中间信心最强的一人。他的话,他的态度总意味着一切都比别人所了解的好,随着时代的变迁,他恐怕是感到失望的最后一个,目前他并没有计划。虽然现在比较不受人注意,可是,等到他的日子来到,一般人们意想不到的法规就要执行,家长和统治者都要找他征求意见了。

“不识澄清者是何等盲目!”①

① 引自汤麦斯·斯多雷的《汤麦斯·华司来主教的生与死》(1599年)。

人类的一个忠诚之友;几乎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。一个古老的凡人,不如说是一个不朽的人吧,怀着不倦的耐心和信念,要把人类身上铭刻着的形象说明白,现在人类的神,还不过是神的损毁了的纪念碑,已经倾斜欲坠了。他用慈祥的智力,拥抱了孩子、乞丐、疯子、学者,一切思想都兼容并包,普遍地给它增加了广度以及精度。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大路上开设一个大旅馆,全世界的哲学家都招待,而在招牌上应该写道:“招待人,不招待他的兽性。有闲暇与平静心情的人有请,要寻找一条正路的人进来。”他大约是最清醒的人,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最不会勾心斗角的一个;昨天和今天他是同一个人。从前我们散步,我们谈天,很有效地把我们的世界遗弃在后边了,因为他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制度,生来自由,异常智巧。不论我们转哪一个弯,天地仿佛都碰了头,固为他增强了风景的美丽。一个穿蓝衣服的人,他的最合适的屋顶便是那苍穹,其中反映着他的澄清。我不相信他会死;大自然是舍不得放他走的。

各自谈出自己的思想,好像把木片都晒干那样,我们坐下来,把它们削尖,试试我们的刀子,欣赏着那些松木的光亮的纹理。我们这样温和地、敬重地涉水而过,或者,我们这样融洽地携手前进,因此我们的思想的鱼并不被吓得从溪流中逃跑,也不怕岸上的钓鱼人,鱼儿庄严地来去,像西边天空中飘过的白云,那珠母色的云有时成了形,有时又消散。我们在那儿工作,考订神话、修正寓言,造空中楼阁,因为地上找不到有价值的基础。伟大的观察者!伟大的预见者!和他谈天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享受。啊,我们有这等的谈话,隐士和哲学家、还有我说起过的那个老移民,——我们三个,——谈得小屋子扩大了,震动了:我不敢说,这氛围有多少磅的重量压在每一英寸直径的圆弧上;它裂开的缝,以后要塞进多少愚钝才能防止它漏;——幸亏我已经拣到了不少这一类的麻根和填絮了。

另外还有一个人,住在村中他自己的家里,我跟他有过“极好的共处时间”,永远难忘,他也不时来看我;可是再没有结交别人了。

正如在别处一样,有时我期待那些绝不会到来的客人。毗瑟奴浦蓝那说,“屋主人应于黄昏中,逡巡在大门口,大约有挤一条牛的牛乳之久,必要时可以延长,以守候客来。”我常常这样隆重地守候,时间都够用以挤一群牛的牛乳了,可是总没有看见人从乡镇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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